马克思曾说：“依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恩格斯也指出说:“在长时期的征服中间，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他们为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采用了他们的言语。”
故而在十六国政权之中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往往会采用与汉族相合作的做法，任用汉族官员为其出谋划策、治理国家，就像石勒任用张宾，苻坚任用王猛，皆能成就一时霸业。
然而慕容诸燕与汉士族的相处更是融洽，慕容鲜卑的汉化程度也是最高的，这得益于慕容贵族与汉士族利益共同体的构建。
慕容诸燕时代鲜卑贵族和依附于其的汉士族就是这种状态，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慕容贵族尊重汉士族的利益与政治需求，汉士族帮助慕容氏巩固统治、治理国家，从而使得慕容诸燕成了十六国时代汉化程度最深，胡汉民族矛盾最小的政权。
一、汉士族与慕容氏合作之初
慕容廆和他的部族虽然地处塞北，但是对于汉族文明向往已久，在其父涉归时“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慕容氏对于汉族文化这种追慕之情为其后来接受汉族流民实行汉化措施减轻了阻力。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大量汉族迁往辽东。
“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归附于慕容廆的士人往往是率宗族而归，像黄泓“乃率宗族归廆，廆待以客礼，引为参军，军国之务动辄访之。”高瞻则是“乃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瞻随众降于廆。”
慕容廆更是选贤举能将这些汉族流民中有才能、有影响力者纳入统治阶层。像是裴嶷、鲁昌、阳耽、逢羡、游邃、西方虔、封抽、宋该、皇甫岌、缪恺、朱左车、宋奭、裴开、封奕、胡毋翼、孔纂、刘赞等都在慕容廆的赏识之下出仕慕容氏。李海叶先生也说这是中原汉族士人入燕政治生涯的发端。
在慕容皝、慕容儁的时代，汉士族更是得到重用。咸康三年慕容皝称燕王，“以封弈为国相，韩寿为司马，裴开、阳骛、王、李洪、杜群、宋该、刘瞻、石琮、皇甫真、阳协、宋晃、平熙、张泓等并为列卿将帅。”可见慕容皝十分重视汉士族力量，积极将汉士族吸纳进其官僚体系促进了前燕的发展壮大。
慕容儁仍旧采取其父祖做法重用汉族，称帝后以封弈为太尉，阳骛为尚书令，皇甫真为尚书左仆射，张悕为尚书右仆射，宋活为中书监，韩恒为中书令，这些都是汉族官员，鲜卑族中只有慕容恪为侍中，慕舆根为领军将军。可见对汉族士人的重视，李森先生也说：“（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三朝对汉族士人使用的广泛性和连续性在十六国中也是无可比拟的。”
二、汉士族与南燕政权
后燕在与拓跋魏的战争中不断败退，慕容德率众南奔建立了南燕，只带了少量的鲜卑部族，“率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自邺将徙于滑台。”所以在青齐之地慕容德不得不依靠迁往青齐之地汉士族。唐长孺先生指出：“（慕容德进入青齐时）在青齐地区立即形成南迁豪强的势力，这支力量和慕容部残余势力结合，建立了南燕政权。”
渤海封氏早在慕容廆时代就依附慕容氏，而此时的封孚是辟闾浑所置的渤海太守，封孚出降后，慕容德大喜过望对他说：“朕平青州，不以为庆，喜于得卿也。”并对封孚委以重任，“（孚）常外总机事，内参密谋。”成了慕容德的心腹，南燕的股肱之臣。
掌握南燕重要职务的一为慕容贵族和长期追随慕容德的旧臣，另一种就是汉士族，特别是渤海封氏，封孚、封恺、封逞皆掌机要。慕容超时代延续慕容德联合汉士族的做法，依然重用汉士族。“封孚为太尉，鞠仲为司空，潘聪为左光禄大夫，封嵩为尚书左仆射。”汉士族在南燕高官中依旧占有很大的比例。
汉士族在南燕政权之中举足轻重，甚至联合鲜卑贵族参与谋划推翻慕容超之事。
三、共同体中汉士族发挥的作用
在慕容贵族与汉士族这个利益共同体之中，汉士族为慕容诸燕的国家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汉士族帮助慕容氏巩固政权，将先进的汉族制度推向慕容鲜卑为诸燕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制度，劝进诸燕统治者实施仁政收取民心，特别是对于慕容鲜卑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在五燕时代，汉族士大夫发挥的作用之大，鲜卑贵族与汉族士大夫合作态度之真诚，在我国民族融合史上是少见的。
慕容诸燕政权建立发展的过程中，汉士族在国家大政方针的规划上多有建树。在慕容廆时代，鲁昌劝其尊奉晋室，“谓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奉诏令以伐有罪，谁敢不从！”高诩也说：“宜遣使江东，示有所尊，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不患无辞矣。”尊奉晋室的做法使得慕容廆在辽东站稳了脚跟，流亡之士皆附之，实力大增。之后中原混乱，诸侯拥兵，裴嶷劝慕容廆：“宜以渐并取，以为西讨之资。”
慕容廆采用此策，迅速占据辽河流域，成为了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慕容皝继位之初，国内出现叛乱，“封弈等以皝任重位轻，宜称燕王”这一做法使慕容皝轻而易举的击败政敌稳定了局势。后燕末期，拓跋魏呈现咄咄逼人之势，慕容氏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混乱，对于国家前途争论不休。
潘聪力排众议，潘聪分析当时形势，他认为青齐之地国富民强，三齐之地人才济济，更有山川之险，据而有之之后，与民休息、蓄养士卒，这就相当于汉高祖经营的关中，汉光武经营的河内。慕容德率军入青齐才有了南燕十二年的江山。
汉士族不仅左右王略、发言授策，而且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他们更多的还是要用自身行动促使诸燕兴盛，行安邦定国之术，获国富民强之实。阳骛“起家为平州别驾，屡献安时强国之术，事多纳用，廆甚奇之。”
至于阳骛屡献的安时强国之术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是对慕容氏政权发展壮大有重要作用，故而慕容皝临终谓慕容儁：“阳士秋忠干贞固，可托付大事。”皇甫真在出仕前燕时政绩卓著，“守辽东、营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韩恒也是，“迁营丘太守，政化大行。”慕容儁任命孙兴为中山太守，“兴善于绥抚，中山遂安。”
后燕慕容垂重用崔萌，“（萌）简刑法，轻赋役，流民归之，户口滋息。”这些汉士族出仕慕容氏，为慕容燕的强盛作出了贡献，在汉士族的努力之下慕容燕统治之下的人民，有了喘息之机，社会经济也有了发展。
汉士族还要匡弼诸燕统治者的失策之处，劝谏统治者。慕容皝欲采用重税之法，“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封裕提出魏晋旧法，劝谏道，“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封裕规劝慕容皝，避免了失民心的暴政出台，争取了民心的同时也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前燕政府也从中得到了实惠。
慕容儁欲征调大规模军队，“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这种穷兵黩武的行为，失败风险极大，又会耽误农时，不利于农业生产。刘贵就上书劝谏，“陈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祸。并陈时政不便于时者十有三事。”慕容儁采纳了刘贵的建议，缓和了社会矛盾，也使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
慕容氏统治者也积极接受汉族文化，利用汉士族制定各种礼仪并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慕容廆时“命邃创定府朝仪法”。申胤提出应该从冠冕上体现太子的地位，“太子有统天之重，而与诸王齐冠远游，非所以辨章贵贱也。祭飨朝庆，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
慕容儁就命令详议此事。制定这些仪礼制度大大加深了鲜卑族对于汉文明的认同，儒学教育的发展更是促进了汉族文化的传播与保存。慕容廆时代大量的流民归附慕容氏，慕容廆也利用这些汉族士人学习汉文明，“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脩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慕容廆、慕容皝都亲自学习儒学，这促进了慕容鲜卑的封建化进程，通过对于汉文化的学习，慕容氏统治者有了较高的汉文化水平，《晋书》就评价慕容皝“尚经学，善天文。”，慕容宝也是“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
到了南燕慕容德时期“建立学官，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慕容贵族和汉士族在对于儒学的态度上是一致的，慕容鲜卑向往中原汉族文化，他们的这种行为也增强了汉士族的好感。
慕容诸燕时代兵权掌握在慕容贵族手中，这是十六国时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共性，胡人当兵、汉人种田是北朝多数少数民族王国的基本、共同特征。但是在慕容诸燕时代不乏汉族将领率偏师协同出战或者参赞军务之事。慕容贵族和汉士族通力合作，维护共同利益。慕容廆进攻宇文悉独官时“廆使其子皝与长史裴嶷将精锐为前锋。”用汉士族裴嶷辅佐慕容皝。
征讨高句丽大将如奴子所占领的河城时“廆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这次用汉人统兵。鞠羡之子鞠彭投奔慕容廆，“廆以彭参龙骧军事。”慕容儁时封的“三辅将军”为“以慕容恪为辅国将军，慕容评为辅弼将军，左长史阳骛为辅义将军。”汉士族阳骛担任辅义将军和宗室慕容恪、慕容评同列。前燕进攻王午“燕王儁遣慕容恪、封奕、阳骛攻之。”前燕派出将领鲜卑族一人，而汉士族为两人。
不仅是在前燕时期，整个诸燕时代都能看到汉士族与慕容贵族一同出征的军事行动，在这些军事斗争之中，汉士族的军事才华得以展示，也为慕容氏统一中原地区延续国祚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汉士族享有崇高的地位，《资治通鉴》记载：“骛历事四朝，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阳骛在这个共同体中地位崇高，仅次于慕容恪，这也是鲜卑贵族对汉士族的重视，对这个利益共同体维护的结果。
总结
慕容鲜卑的汉化程度较深，更是重视儒学教育的发展，给予汉士族较高的地位和政治特权，这样慕容贵族与汉士族的合作得以进行，利益共同体得以构成。两种势力对于国家政权有着共同的认同感，汉士族与慕容贵族之间还有共同的精神世界。
而它不仅限于贵族个人的享受的世界，还包括作为这种精神的对社会，即家族、宗族、乡党，以及士大夫间的交际社会等现实的人际关系。他们相互依存、通力合作，将慕容氏政权推向了鼎盛，然而当他们之间矛盾无法调和之时就导致了慕容诸燕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