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20个中国记者节，也是我自己的第17个中国记者节。
这几年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得写些什么，聊做纪念，因为一直很看重这个日子。
昨儿看到“全媒派”编译了路透社新闻研究院的一篇报告，《路透报告直击行业人才问题：夹缝中的新闻人正在抛弃新闻业？》。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的张志安老师，就这个话题展开，谈到中国新闻业的人才问题。
张老师说他的观察是：
“1.一流人才进主流媒体的意愿降低，年富力强的媒体骨干仍在流失；
2.总体上党媒就业吸引力比市场化媒体要大；
3.新闻业工作对年轻人来说，作为起步职业的意义大于终生职业；
4.融合、技术、移动和整合传播思维，对人才越来越重要；
5.适应宣传者而非监督者，是多数人角色转变的普遍要求。”
这里面的第1、2、5，这三点，我感触较多；也不禁想起前两年，在国内一家著名大学的新闻学院跟学生们做分享前，跟他们老师的交流。
我问：有没有学生愿意跟着我们来当记者，做新闻？
老师说：没可能，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当记者的都没几个；就算要当，也是去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些机构。
听完这话，我有些难过，因为这个新闻学院，号称是中国国内长年排名第一的新闻学院，培养出过很多在市场化媒体工作的、非常优秀的新闻人，包括我很尊敬的一些前辈、老同事。
再后来，在与更多大学新闻学院的同学们接触后，我这种“难过”消散了。
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我，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比我们要优秀得多——因为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更好，眼界更为开阔，外语能力更强，思想更为开放，乃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的家庭条件更加优越，父母能够给予他们的支持也更多。
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使是所谓的“二三流的人才”，假以时日，也肯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并非矫情地说，我常常感慨，有些90后的年轻同行、同事，在他们这个年龄，写出的文章，远远胜过了那时候的我；甚至有的90后同行，现在的水平，就已经超过了现在的我。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他们吸引进来，尤其是吸引到市场化的媒体中来？
我在这两年与其他大学新闻学院学生们的交流里，喜欢讲这样一个题目，《当记者的“坏处”与“好处”》。
我先讲的是，在中国当记者的“坏处”。
为什么要先讲“坏处”？
因为，我想先把赤裸裸的真相告诉大家，期待大家，“即使知道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着她”。
当记者的坏处有哪些？
首要的，就是“穷”。
如果以房价为参照物，在十几年前，记者，包括很多其他行业的收入，并不算太穷。
我是年进入新闻业的，当时在四川成都一家报纸工作，一个月两、三千块钱，到了年、年那会儿，换了家报纸，涨到了四千来块。
对比当时的房价，一个月的工资，不吃不喝，基本上能够在市区不算偏远的地方，买一平米的房子。
那个时候传闻最多的同业高薪，如《南方周末》的记者，一个月就能挣一万来块钱，算下来，广州、北京，买两平米的房子，也没问题。
那个时候相对不低的薪酬，可能也是当时领先的市场化媒体，能够吸引到“一流人才”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十几年后的今天，市场化媒体的平均薪酬变化不大——年至年，我在《南方周末》当记者时，一个月也就是一万来块钱；有的，还在下降，更有甚者，欠薪几个月、使得记者去公开讨薪的事情，也并非一例两例。
如果再以房价为参照物，记者的“穷”就格外凸显了。
以这样的薪酬，在北京、上海、深圳这种地方买房，光靠自己，近乎痴人说梦；租房，都会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
至少有两个同行、同事——其中一位已经工作超过10年了，跟我说：以他们现在的收入，在北京想单独租一套一居室，都负担不起；因此只有无奈地选择合租。
甚至，合租也越来越成为沉重的负担——十来平米的一间房，是的，仅仅一间，月租就要三千多。
年，我曾经以每月元的价格，在北京二环外租过一套一居室，那房子是回迁房，没有任何装修，仅仅是通了水电。床都没有，只有两张床垫。
房东是在金融机构工作的，她开始要我一次付一年的房租。我实在付不起，恳求一次交半年。她答应了，不过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怎么这么穷啊……”
当时，我工作的地方是中国最好的新闻杂志。
但其他高薪的行业就不同了。
这里我亲历的故事，可以写很多，这里不嫌累赘，先写几个吧：
年前后，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一个宿舍的好友，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说，来块吧。
他惊呼：那你怎么活呀？！
我问：那你挣多少钱呢？
他回答：一个月最少也有多。
我经常开玩笑，我高考得比他多了来分吧。高中毕业，他就在湖南本地读了一个不知名的学校，学的是建筑设计行业。
他说，那时候来钱真容易啊，晚上下班回家，给别人画图纸，两三个小时就是两三千块。再后来，他的个人财富，继续跟随中国房地产行业而不断茁壮成长。我问他，在长沙住在哪里？他说：这不好回答，我房子有点多……
当然，诚实地说，取得财富上的成功，除了行业差异，跟他自己的努力也分不开，年前后，他还拿到了一级建筑师的资格。
年11月，《财经》杂志大动荡，诞生了后来的财新传媒——到现在，正好整整10年了。
我当时在《财经》杂志工作，那段时间，各大公司来挖我们跳槽的比较多。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家大房地产公司（就是那个挣一亿元才是“小目标”的那家）的人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
我拒绝了。
然后，电话那边的人说：
“你可要想清楚哦，我们一个月至少可以给你开到3万块。”
3万块，是当时我在《财经》杂志时工资的3-4倍……
还有位湖南商人朋友，他比我还小几岁。
有次快过年了，来看我，并请我洗脚。
聊天中，他也问起了我的薪酬。
“你一年能挣万么？”
“远远没有”。
“那50万呢？”
“还是没有”。
他停顿了一会儿：
“那我请你再做个大保健吧”……
不仅仅是我，如果把我所知道的同事、同行们关于“穷”的各种啼笑皆非的故事拿出来写，再写个三五千字，都写不完。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公司、大机构，以高薪酬挖记者跳槽的例子，就一再发生。去年的今天，也是记者节，我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马云先生，你到底要收走我多少老同事？》的文章。
当然，记者也可以变得有钱。
一个稍微好点的记者，“变坏”就可以有钱。
这几年，尤其是今年，我遇到了好几次抱着上十万，乃至数十万现金找上门来的。这些钱里，有的是希望“封口”的，有的是表示“事后的感谢”。
你要说我不动心，那是假的。
我不仅会动心，而且还会时不时想象一下，如果有了这些钱，我可以买些什么，做些什么……
但是，这些钱，我没有要，也不能要。
很简单，我不想成为自己所反对的那种人。
时至今日，在这方面，我可以无愧地说，我还没有成为自己所反对的那种人。
在中国当记者的第二大“坏处”，就是“管制严苛”。
这是一个故事更多，细节更精彩的“坏处”，不过没法展开来谈。
简单而言，我们原来常说“新闻发生了，记者在路上”；如今是，“新闻发生了，记者在路上，禁令已然到达”。
我时常感慨，我心目中，中国第一等重要的新闻，我们无法报道，乃至仅仅做储备都做不到；第二等重要的新闻，如今也无法报道了。
但即使这样，在我看来，与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东欧、西亚中东等一些国家的同行相比，我们又是幸运的。
我们暂时没有肉体被消灭的危险；我们也几乎很少，有因为纯粹的新闻报道、正常履行职务行为，而被投进监狱的案例。
我也经常说，中国足够大，这个时代足够精彩，奇葩事件足够多。每周，每月，都会发生世界级的新闻。
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好的新闻题材——禁令再多再密集，也无法一一覆盖所有的这些世界级的新闻题材。
我也真心地认为，与新闻管制相比，限制我们新闻业务水平的，限制我们写出好的新闻故事的，更主要的，在于我们努力得不够，学习得不够。
以我们的现在的能力和努力，即使我们跳起来，还摸不到中国可以报道的新闻的天花板。
做记者的第三个坏处是，有危险。
这些年，记者在采访中，被打的新闻，每年都有。
我也遇到过，黑恶势力要在执法部门的办公室里，冲过来要掐我脖子的情况。
也有过被我报道揭露过的腐败官员，比如时任华侨城集团党委副书记、华侨城监事会主席宗坚，放出话来，说联系好了公安及法院，要来抓我——传说我是收了50万元的“黑钱”才去“黑”他的。
那段时间，让我很是紧张，乃至害怕。
所幸，几个月后，这个贪官被抓了，经历一审、二审，去年二审审结，判了大概十三年吧。
像有些背景复杂的民营大企业，也对记者构成较大威胁——比如曾经的安邦保险，在我们报道它的丑闻之后，除了对我们口头威胁，还动用监听等手段。甚至驱使过有司来辱骂训斥，施压逼迫。
有危险也表现在，一些公众事件、突发事件的采访中，可能被强力机关的人士强制带走——这样被带走，“协助调查”的例子，我自己遇到过也不止一次。
今年四川宜宾地震，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小飞，在地震现场采访，被警察叔叔带走。她吓坏了，给我电话，我却在电话里哈哈大笑。
她说，李老师你笑什么？
我回答：我当记者当了5年后，才第一次被警察叔叔带走；你这才第二年，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比我强多了，你的人生圆满程度又增加了。
不得不说，在突发事件、自然灾害中，到现场的记者遇到危险的几率，要比不去现场的，高很多。
前些年，我经历过的大地震，就包括年5月的汶川地震、年4月的玉树地震和年3月的日本地震。
在这些大灾难中，除了身体受到的直接威胁，心理伤害同样存在。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汶川地震后的几个月，我在床上，会突然惊醒；或者，频繁做噩梦，瑟瑟发抖的情形……
当然，在采访中，我认为最危险的经历，还是年7月的新疆。
希望那样的悲剧，不要再上演了，永远不要。
做记者的第四个坏处是，被歧视
这种被歧视，不仅仅是因为收入低，还有普遍职业声誉不高的原因存在。
在一些民意调查里，出现过，记者职业声望排倒数第一的情况。
这种倒数第一，不仅仅是中国，可能还包括美国。
所以，我们经常自嘲，“嫁人莫嫁新闻男；娶妻莫娶新闻女”；“防火防盗防记者”。
说完了当记者的“坏处”，我也要来说说，当记者的“好处”。
首要的好处就是，自由。
这包括肉体的自由——不用坐班，工作时间弹性。
每次，我在上下班高峰，在北京挤地铁、公交，就感慨自己工作的幸福——这个时间段挤地铁公交，我每年可能只有三、五次。
然后，记者可以有“说走就走的旅行”。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们有时间的相对自由。当然，“说走就走的旅行”，还需要有钱——如果没有钱，那得自己有本事让人替你名正言顺地出钱。
记者还可以有熬夜看世界杯、欧洲杯的自由，每四年的世界杯，每四年的欧洲杯，我都会看大多数场次的比赛。
如我这样，人到中年，处理各种家中事情，也需要有时间的相对自由。
然后，是精神的自由。
这样的精神自由，对比公职人员来说，更加明显。
我们没有那么多非业务类的学习，如果不是“另有所图”，也不用说那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话，表那些言不由衷的态。
（我所尊敬的《财经》杂志时的老上司，财新传媒的常务副总编张进老师在他的《假如重新选择，我还是会做新闻》中，阐述他认为的当记者的好处，第一点，也是“自由”）
第二大好处是，有尊严。
这种尊严，与前面说的“坏处”——被歧视，似乎有些矛盾。
但在我看来，这是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尊严。
我特别喜欢《孟子》里的一句话：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如果不是“另有所图”，记者不用溜须拍马，不用刻意讨好逢迎；更不用担心被上司骂得狗血喷头，毫无人格，却不敢反驳。
当然，这样的尊严需要有附加的条件：
第一，记者需要用“作品说话”，用自己的新闻业务能力、文章，来赢得尊严；第二，就是自己的人格操守，不收黑钱，不敲诈勒索，不收好处费，不求个人私利。
当记者的第三大好处是，有趣。
见各种各样奇葩的人——上至达官显贵，下到贩夫走卒，结交各种各样奇葩的朋友，听各种各样奇葩的故事，去各种各样奇葩的地方，于我而言，其中的乐趣足够多多。
但我们也要记住，见到谁、去过什么地方，固然有意义；更有意义的是，我们在这中间，看到了什么情况，提出了什么问题，获得了哪些知识信息；更重要的则是，我们写出了什么故事。
几年前，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的，我都走到了——但远远谈不上走遍。
这几年，我这名副其实的乡下人、土鳖，也想慢慢开始走世界了。
如南极、北极、亚马逊、撒哈拉、西伯利亚、珠穆朗玛峰，这些地方，都要成为我的目的地。
我甚至希望有机会“假公济私”地，完成这些目标。
当记者的第四大好处是，有意义。
医院一位著名外科大夫吃饭时，他提到一句古人名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我深有感触，想着自己的职业目标、人生目标，应该是“不为良相，便为良记”。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十几年来，总在激励着我们。
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努力“让善良得到褒扬”，“让罪恶得到惩罚——至少，让罪恶有所畏惧”。
不管大势如何，我们依然在坚持这样做着。
今年前几个月，我们通过持续地报道，促使一个作恶颇多，并骗取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资产的某上市公司董事长，终于归案，进了班房。
我年轻的同事小飞，更是通过她本人的连续报道，帮助一位一审被判15年的蒙冤者，二审直接改判为了无罪——你要知道，在中国无罪判决率，前几年不到万分之三，年也不到万分之六啊；更别说这种一审重判，二审改判无罪的——从他本人到家属，到他的律师，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当然，我很清楚，无论是作恶进了班房的，还是无罪获清白的，记者在其中，可能顶多只起了细枝末节的作用。
此外，我们今年夏天对于青藏公路沿线、可可西里区域内，严重垃圾问题的报道，促使当地政府，在两三天后就派出至少人，大力清扫收集那些垃圾。然后，青海、西藏多个部门行动，在研究建立应对青藏公路及青藏高原日益严重垃圾问题的长效对策。
这个事情，我还会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