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人物形象能深植人心，受到普罗大众的喜爱，得力于罗贯中的生花妙笔，成功刻画其过人的智慧和才能，其更是主角中主角，全篇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在描写他。自三十五回刘备从水镜先生司马徽哪里听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就多方面设法寻找诸葛亮，从而为诸亮出场铺垫。
直到一百零四回诸葛亮病逝，在整整七十回中他几乎直接、间接地处于舞台中心，在魏蜀吴三国所有重要人物中，虽然时间跨度不是最长，但是比重最大，比起罗贯中偏爱仁君刘备与义绝关羽，其倾心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不及，是小说塑造鞠躬尽瘁的忠臣，奇技百出的军师，安邦定国的宰相，集忠臣、贤相、军师于一身，是中国人心目中经天纬地的全才，道德的完美化身，如何全才、完人。
《三国志》除了君王单独成一传，其他的文臣武将都是合数人成一传，只有诸葛亮与陆逊单独列传，且蜀书以诸葛亮名列文臣武将之首，以诸葛亮一生非凡的业绩，构成了蜀志的一条主线索，其事迹影响遍及全书，可见陈寿对诸葛亮的重视及推崇程度。
陈寿在《三国志》以全面、多角度的视野，系统记载诸葛亮的事迹行宜，也对其治国能力、军事谋略、道德人格，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史笔，评价诸葛亮，使后代世人的藉由此书，得一窥真实历史面貌的诸葛亮，而陈寿笔下的诸葛亮，是一位「识治之良才」，拥有杰出的治国能力，这是其广泛收集诸葛亮的著作及相关数据，所下的评语，也是其最推崇诸葛亮之处，不惜以浓笔极力描写，更是当时魏蜀吴三国人士公认的如：「樊建为给事中，晋武帝尝问其诸葛亮之治国。
樊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赞誉有加；又如贾诩：「诸葛亮善治国。」陈寿运用笔触书写历史事实，以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为始，末以陈寿的评曰「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前后呼应，来树立诸葛亮千古贤相的形象，于是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我们看到千古贤相形像就跃然纸上。
《三国志》里诸葛亮是一个躬耕陇亩，常抱膝长啸，好为梁父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一派名士风范。但其形象在《三国志平话》却是一个性格粗豪、莽撞而又性格专断独行的军师，这是平话不同于正史诸葛亮形象，其因为创作者和说史艺人为了吸引观众，势必要投其所好，迎合平民感情、兴趣，故太高雅的言行，他们比较不能想解与接受，不能产生共鸣，融入诸葛亮生命情境，故他们不爱真实历史三国志的诸葛亮，他们依自己意愿创造一个血、有肉、有温度可亲，能与一同欢笑，也会犯点错，故《三国志平话》提剑斩曹使，在战场及外交场合上大声吆喝，不但瑕不掩瑜，反而显得亲切而讨喜，使人觉得他具有和别人一样会犯错的缺点，这也拉近跟民众的心理距离。
《三国演义》以《三国志平话》蓝本，以此为基石再创作。而《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刻画，保留了「七星坛祭风」、「五丈原禳星延寿」、「驱遣六丁六甲」神异的情节，此处除了可见三国演义对《三国志平话》的继承；另一方面，罗贯中之所以保存这些情节，是因他体察了庶民心理的想望，百姓在元末的乱世，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希望有一全知全能的英雄，能扭转乾坤、终结黑暗、安享太平，故将此情节融入对诸葛亮的塑造。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诸葛亮时，不再是《三国志》陈寿所说的：「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而是军事战争中奇谋百出、神鬼莫测的军师，小说极力塑造诸葛亮主要形象主要为忠与智的形象，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这与全书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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